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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与体制政策

发布时间:2020-10-16 23:55:44 阅读: 来源:机加工厂家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与体制政策

从北非中东发生的社会危机和政权更迭情况来看,失业率太高,特别是年轻人就业难,是引起动乱的主要因素。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特别是前5年,是中国就业比较困难的时期。就业是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生计、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特别重大的问题,不但需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而且需要下决心改革一些关键的体制,出台一些切实有用的政策措施,防止失业率攀高、民生困难、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避免重蹈阿拉伯地区一些国家的覆辙。  增加就业的重大战略  在国家层面上,应当将建设创业型国家、发展小企业,上升为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其逻辑为:鼓励全民创业——创业增加个体、微型和小企业——增加个体、微型和小企业来增加工作岗位和劳动力需求——增加个体、微型和小企业来扩大服务业——使劳动力较为充分地得到利用——增加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居民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消费能力,实现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进行宏观调控头等重要的工作,就是降低失业率,就是千方百计地促进就业。应当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制定国家21世纪小企业10年振兴计划(2011—2020年)。在有关部委内成立小企业发展局,协调全国和各部门的小企业促进事务。  转模式、调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战略。从发展服务业与增加就业的关系看,作为总的发展计划和规划的一部分,全国应当有专门的“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划,一是规定第三产业在“十二五”期间的增长速度,2011年到2020年期间,增长率不低于13%;二是规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到202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5%,比2008年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三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到2020年达到48%—54%,比2008年提高13%—19%,并将其分解到各地区和部门。考虑到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和节能减排的贡献较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第三产业解决就业效果、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等等指标,应当成为考核地方主要领导的重要指标。  改革统计指标,劳动和统计部门客观和真实地统计失业率,为中央和有关部门宏观调控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以就业为本,将真实失业率作为对地方领导的首要考核指标。  改革体制促进小企业发展  从制度经济学和供给经济学等理论看,创业和小企业发展主要有创业进入、税费负担比、融资难易、服务与监管、产权认证与诉讼、创业和经营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1。创业和企业进入体制的改革  学习一些国家的经验,个体工商户不再采用登记制度,而改为备案制;允许地摊、游商、小店小铺等非正规创业和灵活就业形式存在;降低和放宽资本金限制,允许不动产及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作为注册资金;对一些不动产实力较强的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放宽其资本金的限制条件;放宽注册场地限制,应当允许住宅注册企业场所,修改建设部门有关住宅内不准办企业的规定;取消工商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对商户和企业的年检制度。  2。为个体和微型企业减轻税费负担  首先,改革税收和社会保障收费体制。  中国企业的税费罚款负担很沉重。17%的增值税,5%的营业税,25%的所得税,两项附加税,占工资总额50%左右的“五险一金”,高额的分红累进型个人所得税,加上繁杂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是世界上税费负担比率排在第一位的国家。而且,一些地方甚至实行税费和财政收入硬性增长计划、包税制和对税务人员实行超收奖励制度,使小企业的真实税费负担比名义负担还要沉重。在中国如果老老实实办企业,85%会破产倒闭。因此,需要改革和治理。  以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为取向改革税制。出台能增加就业的财政政策,对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减税。小规模纳税人、小企业的增值税降低到2%,营业税降低到3%,所得税降低到15%;对企业投资人、经理层、中高管人员、技术人员等等,降低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最高控制在25%;对利润增加值中劳动成本占50%的企业,其增值税应当降低到10%。服务业设备投资在营业税中予以抵扣。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其社会保障“五险一金”的综合提取比率应当降低到工资总额的35%。  在税收体制和行为上实行三个“废除”,即废除实际上实行的各地方政府财政和税务部门税收硬性高速增长的年度计划指标和任务制度;废除许多地方比实际税率要高,甚至高得多的包税行规;废除对税务人员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实行显性和隐性奖励的规则。  建议中央组织全国人大、中纪委、最高检,国务院责成发改委物价、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合力清查和废除所有对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不合理收费和罚款项目。  成立人大筹款委员会,一切政府税收、收费和罚款,必须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重大税收和收费项目设置,进行全社会讨论和专门的听证。  3。改革金融垄断体制,促进为小企业贷款的小银行发展  从信息和风险经济学角度看,金融机构对于实体企业一般有规模和信息对称性的要求。一般来说大金融机构对大企业,小金融机构对小企业。大金融机构对个体、微型和小企业时,由于规模和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风险。因此,除了特殊体制下的政治任务压力,一般大银行从信息对称性和风险性方面考虑,不会也不可能对个体、微型和小型企业进行融资贷款。  在目前大银行高度垄断的体制下,个体、微型和小企业80%以上的贷款来自于民间借贷,年利率40%—60%;而能从银行贷到款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年利率6%—8%,高的达10%,形成融资成本的不平等。特别是金融紧缩期间,银行保大压小、保国压民、保政府项目压社会贷款,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化。  由于实业利润很低,税费负担很重,许多制造业企业转向房地产;而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许多房地产企业又转向资本经营;全社会企业和一些地区的居民兴起放高利贷的热潮。许多地区的大银行、国有企业,都直接和变相参与了放高利贷的活动,从正规体制内流入高利贷领域的资金规模估计高达3万亿元以上。  建议改革高度垄断的银行业体制,形成大中小合理分布的金融生态结构,尽快放开金融管制,大力发展城乡真正的社区小银行。发展专门为个体、微型和小企业服务的小银行;可以考虑将目前一些民间地下的借贷组织合法化,将其发展为小银行;鼓励一些担保公司发展为小银行。把对小银行监督管理的权限和责任一并下放到地方,银行业由中央与地方分层分工分类监管。  4。改革服务监管体制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行为的规范和经济秩序来自于政府的制度设置和监管,而创业和企业的效率及活力来自于政府的鼓励性体制、政策和服务。因此,在发展个体、微型和小型企业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要处理好规范与活力的关系。  目前,政府对个体、微型和小型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过程中,重监管、轻服务,重收费罚款、轻监督管理;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了不少;每个部门都在管,每个部门都不管;经常性监管不到位,突击和运动式监管一波又一波;走过场和形式主义较多,执行和落实差;运动式执法中牟取私利的多。守法守信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不断受到骚扰,有毒食品等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政府需要转变理念,即从单纯监督和管理,转向服务与监督管理并重,并以服务为先。政府有关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要建立个体、微型和小企业创业和就业的服务体系,包括机构、规章和政策。政府在鼓励企业创业、发展小企业、扩大就业等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服务,此外,创业经营培训、市场信息发布、政府采购支持、促进出口服务、政策法规告知、路电水气等条件提供、户籍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公平提供等等,同样非常重要。  撤销和合并一些监督管理机构,如改革城管体制;大规模清理各部委、各地方和各行政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事项,取消不合理和不必要的监督管理设置;归并和集中一些重复和交叉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督和执法事务;规定行政、审批、许可等方面办结的时间等等,规范公务员的监督执法程序和规定,使企业减少和降低公关成本。特别是对服务和监管对象,不要动不动就查封和重罚。尽量不要因为个别企业出事,就对全行业进行停产整顿。  因此,建议简化各种产权认证程序和环节,缩短认证时间,降低认证收费;对个体、微型和小型企业,提供法律培训和诉讼等援助服务,降低受理诉讼的金额标准及诉讼成本,加大仲裁力度,缩短仲裁和诉讼时间,改变重仲裁、审判轻执行的局面,加大仲裁和审判执行的力度;对商铺、工厂等形成网络监管体系,严厉打击抢劫盗窃、市霸、收保护费、以场欺商等违规、违法、犯罪和涉黑行为。  建议全国人大废止目前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有关委员会组织专家和委员到欧盟、韩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学习其促进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尽快制定和颁布一部新的《创业和小企业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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